对海权的重新思索：海权的误区与反思（一）


20世纪末，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他的进程使国人再度将目光投向海洋，对海权的重视被捉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本是好事。但过度的推崇却将海权推向了一种“绝对”地位，说轻了，这会混淆认识，说重了，则可能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此，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海权进行理性的反思，澄清其中的盲点，确有必要。


有观点强调：海权决定历史，其功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仍是如此。


毋庸置疑，海权在历史上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书出版后，对海权的理性认识也得到迅速提高，获取和保持海权成为一些主要大国军事战略，乃至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柱。可以说，在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印证中，海权的地位远远超过了陆权，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过了后来的制空权。


然而，地位的显赫并不代表海权能够“决定”历史。这种海权决定历史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历史的实例，英国海上霸权和世界霸权的先后确立是这种观点最主要的历史根据。


二是海权本身的功能，因为据说和其他“权”相比，海权具有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特点。


先看一下历史。1588年，英国海军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始迈向海洋霸主的宝座，在17和18世纪，英国依靠海军力量打赢丁几乎所有的商业战争和王朝战争，19世纪又成功挫败了拿破仑法国的挑战。这似乎说明是海权实现了“英国治下的和平”。但这只是表面。英国在20世纪以前的成功有赖于两大支柱：海上霸权和均势外交。然而海军的费用远比陆军昂贵，外交则需要巨额的资金作支持（英国在17、18世纪频繁为外国政府提供的“补助金”令人印象深刻）。没有雄厚的综合国力作基础，这两大支柱可以说一个都支撑不起来。




推崇海权的人士喜欢以拿破仑的失败作为例子，但这也恰恰最能说明英国综合国力优势的决定性作用。拿破仑由于不拥有制海权而不能直接进攻英国，这是事实。但不能在英国登陆并不意味着不能打败英国。拿破仑的战略是实施“大陆封锁”，从经济上使英国“窒息”。本来，对英国这样一个极度依赖海外贸易的国家来说，这种战略应该可以奏效。可英国坚持了下来，除了制海权使英国的出口经济还可以靠与那些未受“大陆封锁”或美国“不来往”政策影响的地区的贸易来维持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于英国的综合国力。当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从而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其有足够的资金将这场战争打下去；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的优势使英国商品的竞争能力远远强于法国，而且使英国在整个资本主义商品链中居于核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排斥了英国的欧洲市场自然坚持不了多久，走私贸易很快在“大陆封锁体系”上打开了越来越大的漏洞。如果说这里面有走私船的功劳，还与海权沾上一点边的话，那么俄国的选择可以说是纯粹地反映了问题的实质。1807年俄国参加大陆封锁后很快就遇到了困难，其国内需要大量价廉物美的工业品，也需要出口粮食、木材和大麻纤维，而在这一点上，生产力水平远低于英国的拿破仑法国是无法满足的。三年后，俄国就断然退出了这一给他们带来极大损害的大陆体系，再加上西班牙的公开反抗，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就名存实亡了。


因此，就对历史的“决定”程度而言，海权至少应该排在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之后。


再看一下海权的功能。从马汉开始，很多人都列出了海权所谓“独一无二”的功能，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在军事上，拥有海权的一方可以按自己选择的时机和地点在沿海地区展开军事行动，而不掌握海权的一穷则缺乏反击手段，只能被动防御。因此海权实际上是通过建立军事力量投送的单方面优势，确保了军事上的主动权。第二，在经济上，海运的成本比陆路低，特别是在大宗货物的运输上具有优势，因而海权是组织远距离贸易和跨地区生产的必要基础。第三，更重要的是，海洋是一片将世界各个地区联结起来的广阔“公地”，海权可以实现“全球到达”，从而成为迈向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必由之路。


首先应指出，这些功能本身都是以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为背景才形成的。在古代，海权与陆权相比并没有多少优势，海洋大国与陆地大国的争夺甚至往往以海洋大国的失败而告终。当雅典败于斯巴达，伽太基败于罗马的时候，这些功能几乎不存在，或至少是不明显的。从13世纪开始，有两个因素开始改变海权的命运。一是在航海设备、航海知识、造船和海军装备方面的技术进步，使得海上力量的机动范围、火力打击范围和运载量有了飞速提高；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扩大了对原材料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控制海洋的重要性开始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三种功能才逐步显露。




其次，即便这些功能已经形成，也不意味着它们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比如，第一点在历史上就不是海权的专利。当亚欧大陆中部的游牧民族耐周围农耕文明人侵时，马匹资源和广阔的地形也同样形成了这种力量投送和机动的单方面优势。比如匈奴人可以“自由”地侵扰汉帝国的边境地区，汉朝的反击则需养精蓄锐数十年，才能“深入大漠两千余里”，即使如此，匈奴的力量依然得到保存，当汉帝国衰弱时就卷土重来，甚至一度入主中原。公元七世纪开始的阿拉伯人的征服，也是将沙漠作为他们的海洋：“他们可以随意发动进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带”。而20世纪出现的空权在这一点上更是超过了海权：“（海洋）的质地到处一样，各处表面都同样可以航行。但由于海洋受海岸线限制，航行自由常常不能实现……飞机在行动和方向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它可以用最短时间（沿直线）沿任何方便的路线向任何地点往返飞行。”20世纪末，控制外层空间也逐渐起到同样的作用，而且，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越是发展，制太空权的意义就越是重要，2002年的美国国’防报告明确指出信息优势主要依赖空间能力，并计划将更多的军事信息系统向外层空间转移。如果再在外层空间部署天基火力平台的话，那么拥有制太空权的国家就可以对全球的任何地点实施“单向”打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制太空权带来的军事主动权将远远超过诲权。如果忽视这些事实，可以追求制空权和制太空权的“性质还是服务于制海权”，就容易出现海权服务于陆权的对海权“用情专一”的误区。


相形之下，第二和第三种“特点”的生命力似乎更强一些。可陆地和空中运输的发展、跨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和国际贸易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相对下降，也使海权对经济的“独特”作用受到削弱。这在麦金德的时代就已经得到体现；在“全球到达”上，对外层空间这片比海洋更广阔、更具战略意义的“公地”的争夺也在动摇着海权的地位。总之，即使海权在历史上一度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那也是以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条件为背景的，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作用的特殊性和绝对性应该说是有所下降。所以是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历史。